近日，著名導演張婉婷為英華女校學生拍攝的紀錄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引發羅生門，新聞在城中鬧得風風火火。

　　紀錄片中被拍了十年成長故事的兩位同學，忽然反面不認人，在媒體發表萬言書控訴導演，說她們一直不情愿地被拍攝，電影也在她們不情愿之下“被公映”。

　　連日來，媒體的助力、網民的轟炸，令導演被千夫所指，一齣得獎電影，在社會壓力下，成為犧牲品，電影公司決定把戲落畫。

　　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其實去年8月已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，之后再參加臺北金馬影展、布拉格亞洲電影節、倫敦東亞電影節，并在今年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中奪得最佳電影獎殊榮。

　　在世界走了幾個圈，原來在被訪者眼中都不算公映，除了當事人，愈來愈多人跳出來指責導演說，電影的公開上畫未征得被訪者同意，她們由頭到尾都不想拍。

　　拍了十年、上映大半年，幾個成年人現在說，是被迫的、被騙的、被情緒勒索的，整件事，很不合情理。

　　一切，源于1月27日，那天開始，所有是非、對錯、觀眾評價，都180度轉變。

　　那天，政府宣布成立“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”，目的是推廣及唱好香港，小組招攬了來自不同界別的代表人物加入，而電影界的代表成員，叫張婉婷。

　　自那天起，網上不斷有人呼吁大家杯葛張導演新上畫的電影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亦有人指責張導因利益被收編，借《給十九歲的我》一片來幫忙說好香港故事，所以，紀錄片中的女孩全部被出賣，成為唱好香港助攻的一員。

　　一切清晰不過了，所有不合情理都變得合情合理了。

　　電影公司明明清清楚楚跟學生及家長簽下同意書，然后開始了十年合作。不只導演一人，還有整個攝制隊十年的努力、英華女校的配合、投資者的金錢……因為兩個女孩說：我不高興，一切就付諸流水。

　　她們不斷用一個詞“情緒勒索”來形容自己過去為何不情愿仍繼續拍下去。今天，她們不也是用自己的情緒來勒索導演、勒索電影公司、勒索英華女校，以脅迫電影下架嗎？

　　法治是什么？不是看情緒，而是靠合約、靠承諾。一齣簽了同意書拍攝的紀錄片都可以因為兩個女子一句“不高興”、“不情愿”而被推倒，那以后新聞記者不用做訪問了，導演也不用拍紀錄片了。更重要，是政府也不用找人為香港做事，因為你只要跟政府沾上邊，可能立即會被圍插，隨時損失慘重。

　　誰說反對力量已瓦解？一套紀錄片的落幕，已讓大家見識到反政府的暗黑力量大到什么程度。